2021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強調：“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必須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重要理論成果，是馬克思列甯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确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1945年黨的七大把毛澤東思想确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從此中國革命事業便不斷走向勝利。回顧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确立的曆史過程，對于我們深刻認識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曆史地位，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牢記“國之大者”，有着十分重要的啟示作用。
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的确立
毛澤東思想是在中國革命艱難困苦時期創立的。1927年大革命失敗，中國共産黨經受了自創立以來從未有過的巨大挫折：共産黨員和革命群衆遭到反動派的瘋狂屠殺，黨員數量由大革命高潮時期的近6萬人急劇減少到1萬多人，黨的活動被迫轉入地下。毛澤東後來曾形象地比喻說：“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籃雞蛋一樣摔在地上，摔爛很多”。但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深刻分析我國的實際情況，在實踐中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進而在理論上逐漸創立起了把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和三十年代前期，毛澤東思想是在同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産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作鬥争，并深刻總結這方面曆史經驗教訓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大革命失敗後，黨内一些人不顧中國革命實際，把共産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奉若神明，機械照搬資本主義國家無産階級政黨特别是俄國經驗，企圖以奪取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實現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因而接連發生了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左”傾盲動錯誤、1930年6月至9月的“左”傾冒險錯誤和1931年1月由黨的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開始的長達四年的、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使中國革命幾乎陷于絕境。
毛澤東同這些錯誤傾向作了堅持不懈的鬥争。為了保存和發展革命力量，他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把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入農村。從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在領導紅軍作戰和根據地建設實踐中，毛澤東先後寫成《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闡明中國革命為什麼必須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為特征的中國式的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思想，從而“在理論上更具體地和更完滿地給了中國革命的方向以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科學根據”。與此同時，與之相關的土地革命的思想、根據地建設的思想、黨的建設和人民軍隊建設的思想等，在毛澤東的論述中也逐步深入展開。
1930年5月，毛澤東寫下《調查工作》（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公開發表時題目改為《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尖銳批評脫離中國革命實際、照抄決議本本、照搬蘇聯經驗的教條主義，在黨的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等重要思想。這篇文章初步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方面，即實事求是、群衆路線、獨立自主，初步解決了怎樣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根本原則問題。
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毛澤東思想的初步形成。
——毛澤東思想在土地革命戰争後期和全民族抗日戰争時期得到系統總結和多方面展開而達到成熟。
經曆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起伏曲折，中國共産黨人在比較中更為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社會的曆史和現狀、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毛澤東後來認為自己在這一時期撰寫的文章和起草的文件，“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那些論文和文件，隻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産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毛澤東先後寫下《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革命戰争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等著作，從政治路線、軍事路線、思想路線上對土地革命戰争時期的曆史經驗教訓進行理論總結和哲學概括，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為系統提出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奠定了基礎。在全民族抗戰爆發後新的曆史條件下，毛澤東先後發表《抗日遊擊戰争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兩篇軍事理論著作，系統論述了抗日遊擊戰争的戰略地位、抗日戰争的持久戰總方針和人民戰争思想等。
全面抗戰爆發以後，中國共産黨從原來遭受嚴密封鎖的狹小天地裡走出來，變成全國性的大黨，公開走上全國政治生活的大舞台，受到人們越來越密切的關注。1939年到1940年初，毛澤東接連發表《〈共産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從總結論述統一戰線、武裝鬥争、黨的建設“三大法寶”，到第一次明确提出“在無産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衆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再到系統闡述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不僅回答了當前時局中提出的種種問題，而且回答了中國現階段民主革命和未來建設新中國的一系列根本問題。随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踐的深入展開，毛澤東在1940年、1941年撰寫《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論政策》《關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等著作，科學論述了“争取中間勢力”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争策略，豐富和完善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并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
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提出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的确定，标志着毛澤東思想已經日漸成熟。
——毛澤東思想在黨的七大上被确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
随着毛澤東思想的不斷發展成熟和正确指導實踐，人們越來越深切地感受到，需要對這一主要由毛澤東提出的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給予适當的命名和加以正确的評價。1941年3月，黨的理論工作者張如心用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這一概念。同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軍野戰政治部指示：要宣傳“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發展了馬列主義的關于中國革命的各項學說和主張”。1943年7月5日，王稼祥首次使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甯主義”。與此同時，劉少奇号召全黨“用毛澤東的思想來武裝自己”，把毛澤東同志的指導貫徹到一切工作環節和部門中去，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去清算黨内機會主義思想。
在使用和闡述“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過程中，人們對其在黨内指導地位的認識也越來越清晰。1943年，鄧小平明确提出要“在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黨中央的領導之下”，“把全黨從思想上、行動上統一在布爾什維克——毛澤東思想上”。黨的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于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明确指出：“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幹部、黨員和人民群衆的結果，必将給黨和中國革命帶來偉大的進步和不可戰勝的力量。”
1945年5月14日，劉少奇在黨的七大上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對毛澤東思想進行了完整概括和系統闡述。他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産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包括“新民主主義”“解放農民”“革命統一戰線”“革命戰争”“革命根據地”“建設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建設黨”“文化”等方面的理論與政策，“是我們黨的唯一正确的指導思想，唯一正确的總路線”。6月11日，黨的七大通過的《中國共産黨章程》明确規定：“中國共産黨，以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
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的确立，标志着全黨在思想上的成熟和統一。胡喬木後來回憶說：“為什麼要提毛澤東思想？有這個需要。如果中國共産黨不提毛澤東思想，很難在全黨形成思想上的統一。”“黨内各方面的關系，黨同群衆之間的關系，都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确定下來。為什麼四十年代中國黨能夠在那麼困難的條件下取得那麼大的勝利？根本原因是黨正确解決了這個問題。”
毛澤東核心地位确立與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确立
毛澤東核心地位和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都是在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鬥争實踐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從1935年遵義會議到1945年黨的七大，毛澤東核心地位的确立經曆了一個長期艱辛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思想也不斷得以發展成熟，直至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确立毛澤東核心地位和确立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二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正是因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逐步形成，黨才能夠更好地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總結曆史經驗和進行理論思考，從而大大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與此同時，毛澤東思想引導中國革命航船不斷乘風破浪前進，從而使得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逐漸赢得崇高威望。
——遵義會議事實上确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确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确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為毛澤東思想發展成熟和發揮作用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基礎。
遵義會議以前，中國共産黨無論在革命理論上還是在鬥争實踐中，都尚未成熟。毛澤東提出的一些正确理論、路線和策略，遭到在中央占據統治地位的“左”、右傾錯誤，特别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反對、排斥和打擊。但是，這些錯誤傾向在實際工作中卻不斷碰壁，甚至直接導緻了各主要根據地的丢失和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組織的嚴重破壞。這些錯誤“開始在更多的領導幹部和黨員群衆面前暴露”，“引起了他們的懷疑和不滿”。黨内一些曾經犯過錯誤的同志也不斷“開始覺悟”。這樣，毛澤東所代表的正确方向和毛澤東思想就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和接受。
遵義會議集中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内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會後不久，決定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後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小組，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這就在事實上确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同時，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從中國革命戰争特點出發提出的戰略戰術原則的正确性，從而開始确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确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為實現黨對抗日戰争的領導進行了全面的戰略規劃，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在毛澤東思想發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指導原則。
1938年9月至11月召開的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被毛澤東認為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一次重要會議。此前，王稼祥帶來了共産國際的重要指示，肯定了毛澤東等領導的“政治路線是正确的”，指出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中“要以毛澤東為核心解決統一領導問題”。這剝奪了王明以共産國際“欽差大臣”自居、不斷對中央政治路線說三道四的資本，為六屆六中全會的順利召開作了重要準備。六屆六中全會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戰争的形勢，規定了黨在抗戰新階段的任務，基本糾正了王明的右傾錯誤，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不僅指出了“抗日民族戰争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進入“新階段”，而且也表明中國共産黨在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方面，事實上也達到了一個“新階段”。一方面，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全黨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任務——“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争中去”，“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另一方面，毛澤東在這次全會中，對之後被概括為中國革命“三大法寶”的統一戰線、武裝鬥争和黨的建設等問題也都作出了十分精辟的論述。
——延安整風運動實現了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全黨新的團結和統一，促進了全黨進一步團結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前期，中國共産黨以延安為中心，在全黨範圍内開展了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在學習讨論黨的曆史路線，明辨思考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基本是非過程中，全黨高度評價了毛澤東的革命功績和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發展，從而更深刻地認識到确立毛澤東核心地位和确立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在整風運動過程中，為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推定毛澤東為政治局主席，并決定他為書記處主席。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中央書記處，書記處所讨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這是一次重要的中央機構和人事的調整，從組織手續上完成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核心地位的确立。整風運動的開展，對推動毛澤東思想進一步成熟、建立起獨特的思想體系并取得全黨共識也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全黨加深了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掀起了學習和研究毛澤東思想的熱潮。在整風基礎上通過的《關于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甯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傑出貢獻，肯定了确立毛澤東在全黨領導地位的重大意義，增強了全黨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團結。
——黨的七大正式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确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
在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寫入七大黨章的八天後，1945年6月19日，七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全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達到空前的團結。
正确認識并确立毛澤東核心地位、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是黨和人民在長期奮鬥中的巨大收獲。毛澤東在黨内的核心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是全黨的共同選擇，是曆史形成的。朱德曾指出：“在我們黨方面，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正确領導，如果沒有毛澤東思想的指導而不斷地糾正了各方面的缺點和錯誤，就不能使黨和人民革命事業得到如此迅速而巨大的發展，則勝利的獲得也同樣地是很難想象的。”
确立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的曆史意義和現實啟示
——确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無論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中，還是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都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曆史意義。
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國理論”。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中國共産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不僅創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而且創造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劉少奇在黨的七大上曾富有遠見地指出：毛澤東思想“要極大地增強我們黨和中國人民的信心和戰鬥力量，極大地加速中國革命勝利的進程”，“将造福于我國民族至遙遠的後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胡喬木也說過：“如果沒有毛澤東思想，很難設想中國革命能夠勝利。中國革命曾經經曆了那麼多的艱難，那麼多的曲折，那麼多的犧牲，并不是因為中國共産黨不相信馬克思主義，而是因為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很不容易，這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毛澤東思想以獨創性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創造性地解決了馬克思列甯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創造性地解決了在中國這種特殊的社會曆史條件下建設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創造性地解決了締造一個在黨的絕對領導下的人民武裝力量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創造性地解決了團結全民族最大多數人共同奮鬥的革命統一戰線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創造性地提出和實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戰略策略……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曆史性飛躍。
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寶貴的精神财富。毛澤東思想教育了幾代中國共産黨人，培養的大批骨幹，不僅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新的曆史時期開創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揮了重要作用。毛澤東思想蘊含的許多基本原理、原則和科學方法，具有普遍意義和重要的指導作用。正如鄧小平曾指出的：“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産黨，這也絲毫不是什麼誇張。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最寶貴的精神财富。”
——确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為今天毫不動搖地堅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決做到“兩個維護”，提供了鮮明而深刻的現實啟示。
必須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是我們黨的靈魂和旗幟。但馬克思主義不是一成不變的教條，隻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本國具體實際、曆史文化傳統、時代要求緊密結合起來，在實踐中不斷作出新的理論創造，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毛澤東曾說過：“我們要把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隻有一般的理論，不用于中國的實際，打不得敵人。”毛澤東思想大大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這之後，中國共産黨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新境界，創立了鄧小平理論，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指引中國人民奪取一個又一個偉大勝利。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系統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時代課題，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一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引領中國、影響世界的思想火炬。在當代中國，堅持和發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真正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必須在實踐中形成和确立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不斷增強擁護核心、跟随核心、捍衛核心的思想自覺、政治自覺、行動自覺。黨的指導思想的主要創立者和黨的領導核心總是高度一緻，黨的指導思想的形成、确立與黨的領導核心的形成、确立總是緊密聯系。确立和維護領導核心，是無産階級政黨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黨的七大不僅确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而且正式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實踐證明，這是中國革命不斷走向勝利的重要保證。黨的十九大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确立為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并莊嚴地寫入黨章，同時把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寫入黨章。這是曆史和人民的共同選擇、鄭重選擇、必然選擇。在新時代，必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更加清醒堅定，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
必須在實踐中不斷增強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1945年，在黨的七大會場主席台上方懸挂着“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的紅色橫幅，在會場後方懸挂着“同心同德”四個大字。從遵義會議到這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全黨經曆了十年時間才真正深刻認識到維護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維護黨中央權威的重大意義，并将其轉化為自覺行動。全黨達到的空前團結和統一，為奪取抗戰勝利和獲得全國解放奠定了強大思想政治基礎。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始終堅持的重大原則，也是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重要經驗。曆史充分證明，我們這麼大一個黨，這麼大一個國家，隻有黨中央有權威，才能把全黨牢固凝聚起來，進而把全國各族人民緊密團結起來，形成萬衆一心、無堅不摧的磅礴力量。
思想就是力量。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必須始終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把握時代、引領時代，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而不懈奮鬥！
